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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老板黄鹤吃喝嫖赌，欠下了3.5个亿，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拿着钱包抵工资。原价都是三百多、二百多、一百多的钱包，通通二十块，通通二十块…… 相信各位对江南皮革厂最开始的印象便是始于这段被全国多地卖皮包的地摊商贩循环播放的音频或是后来被制成鬼畜版的神曲《江南皮革厂倒闭了》，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搞笑段子，但其实“艺术”来源于生活，江南皮革厂真实存在，黄鹤也确有其人，正是江南皮革厂前任法定代表人。 而江南皮革厂也真的倒闭了，据澎湃新闻报道，8月8日，《温州晚报》12版刊登的一则署名为“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管理人”的公告称，面向公司债权人，对其破产财产实施二次分配，本次分配为最后分配。最后分配的破产财产分配额为人民币6338292.36元，参与分配均为普通债权，债权总额为234033691.5元。 那么，黄鹤究竟有没有“吃喝嫖赌、欠下3.5个亿、带着小姨子跑了”?江南皮革厂又是否真的曾制售“原价三百多、两百多、一百多”的钱包，被员工二十块卖了抵工资? “江南皮革厂”只制革，不卖包 所谓“江南皮革厂”其实全称为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2002年在温州设立，投资方为温州江南控股集团，董事长黄作兴，做阀门起家。 说起黄作兴，那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1978年，21岁的黄作兴退伍之后分配在一家机械厂工作。心思细腻爱动脑的他看到了我国当时对于阀门研究的空白。从1978——1990的十多年时间里，为了解决新中国的阀门难题，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在没有任何老师指导和依靠过往参照经验的情况下，黄作兴历经无数次的失败，在1990年3月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中压调节型蝶阀。 划重点!这不仅仅是中国第一台，这也是世界第一台中压调节型蝶阀! 谁能想到，一个仅有初中学历的退伍兵，竟攻克了困扰国内外阀门专家半个多世纪的难题，并一举获得4项国家专利。 因为当过兵，黄作兴血管里还流淌着军人的血，他没有靠这个去谋私利，直接把技术无偿献给了国家。同时，黄作兴拿到了1994年布鲁塞尔世界工业发明研究和革新的最高荣誉尤里卡奖，并拿到了世界发明者的最高荣誉“一级骑士勋章”。 随后3年，黄作兴静下心来继续研究高压蝶阀。并在1997年第46届国际博览会上，黄作兴靠着他的“JHL截止、节流、止回多功能阀门”再次获得金奖和骑士奖。 这样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黄作兴成了新中国第一个2次获得世界发明大奖的人。 后来，对中国工业作出卓越贡献的黄作兴成立了自己的企业，命名为江南阀门厂(据说是为了感谢当初江南造船厂的帮助)。随着企业的不断扩大，现在已经成为了江南控股集团。 虽然成了公司老总，但黄作兴一直没有忘记跟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 黄作兴一心想解决退伍老兵再就业的问题，但自己的阀门厂的企业技术要求很高，不是什么人上手就能做，而那时的温州小商品发展成熟、皮革资源也十分充足，于是黄作兴准备成立个皮革厂来满足相当人数的退伍士兵安置。 投产后，江南控股集团占皮革厂50%股份，黄作兴将工厂交给其侄黄鹤管理经营。黄鹤拥有工厂10%股份，系法人代表。 媒体报道显示，投产之初，江南皮革厂一直经营良好，一度成为当地知名皮革企业。2008年还在台州临海开了新厂，两家工厂的产值合计达5亿。2010年实现销售额3.41亿元，利润3425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生意最为红火的时候，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也从未生产过成品皮包，其主营项目为PU合成革制造，合成革原料销售。因此，地摊商贩们叫卖的“原价三百多、二百多、一百多的钱包”，几乎不可能直接来自黄鹤的皮革厂。 形成强烈反差的则是黄鹤2011年的意外跑路，以及随之终结的皮革厂良好的经营状况。当然，那一年也正是温州商人资金链最为紧张的时刻，在汹涌的倒闭潮中，温州制造业民营企业内大大小小的老板跑路失踪乃至于轻生的悲剧不时见诸报端。 据媒体报道，黄作兴替侄子黄鹤还掉了部分债务。当时，黄作兴一共拿出了近1.3亿元，偿还了工厂的担保款和工人工资。 澎湃新闻则从温州有关部门获悉，在债务偿还期间，当地相关部门主动参与了对接协调，确保员工工资妥善发放。因处置得当，温州从未出现黄鹤跑路后员工拿产品抵工资的情况。 2012年9月，在黄鹤跑路一年有余之时，黄作兴对中新网记者表示，皮革厂已经进入最后的清算阶段，不打算继续经营下去。对于侄子黄鹤，黄作兴说，还是下落不明。 那么，黄鹤是为什么跑路的?又是怎么跑路的? 黄鹤涉赌欠下巨债 温州老板、吃喝嫖赌、带小姨子跑了……过于直白刺激的广告词，令很多人在经过地摊时，往往会驻足看一眼售卖的皮包，再打听两句黄鹤的事。但实际上，黄鹤本人的经历并没有那么奇幻。 据“浙江在线”当年调查报道： 黄鹤失踪后，温州市龙湾区专门组建了处理江南皮革的工作组，并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债务登记和审计。5月底最新上报债务数据：被直接间接牵涉到的银行10家，债务近1.5亿;原材料供应商70多家，涉及金额9000多万元;有欠条、转账收据的私人借款6500万。 当然，除了资金链紧张的原因，黄鹤的破产也确实与“生性好赌”有直接关联。 2011年6月，浙江省银监局和温州银监分局曾出具一份温州民企经营状况调查，其中就有对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描述： 2011年初，由于该公司法人代表黄鹤受国际赌博集团引诱，参与大额赌博，欠下巨额赌资后外逃，造成公司经营整体瘫痪。 从浙江法院公开网获得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显示，在一起涉及深圳发展银行温州分行、温州国信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邵录绒)和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黄鹤)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一位名叫叶超群的被告，曾在辩述时称： 黄鹤于2011年初因赌博欠下巨额债务不能归还，与其妻子邵录绒合谋通过以国贸公司的名义与深圳发展银行温州分行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贷款合同》等形式骗取银行贷款，所骗款项全部由黄鹤非法占有，黄鹤在骗取借款后随即携巨款与邵录绒一起于当年4月5日外逃。 由此可见，黄鹤涉赌欠债可以坐实，但带着小姨子外逃这一点就毫无依据。至于为什么他直到今天仍然可以下落不明无人追问，2016年钱江晚报曾援引公安部门的说法称，黄鹤跑路后，叔叔黄作兴偿还了公司的债务，没有债务纠纷，也就没必要追查黄鹤。 真实的温州皮革 虽然“江南皮革厂倒闭”、“黄鹤跑了”在地摊商贩和网友们的“运作”下成了互联网经久不衰的梗，但中国的皮革生意确实和浙江，和温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皮革制品制造和销售处于皮革产业链的下游，比上游的动物毛皮养殖、成品革制造等利润更高。从产品用途来看，中国皮革产品又以皮鞋和服饰为主。 浙江便是中国皮革生产的大省。中国产业信息网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皮革行业企业共有8114家，浙江省以1728家的数量位居第一，第二第三分别是广东省(1698家)和福建省(1280家)。 另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2017年全国皮革鞋靴产量排行榜上，浙江以81466万双的产量，排名第二。而温州，则是享有“鞋都”称号的城市之一。 温州的靴鞋自古就有盛名，在明朝成化(1465-1487)年间，曾作为贡品送入皇室。民国时期，温州人伊光如创办了温州有史以来第一家现代化制革厂——正华制革厂。1957年，温州市区皮鞋产量16.3万双。1978年，市区有国营、集体皮鞋厂10余家，年产皮鞋49.68万双。 八十年代初，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温州皮鞋生产迅速得到发展，当时的情况是企业多、规模小、工艺装备落后。全市皮鞋企业数在八十年代末达到6千多家，形成温州制鞋业的辉煌时期。 但正当温州鞋业处在大发展时，一个重大挫折出现了。 1987年8月8日，5000多双产自温州的劣质皮鞋在杭州市中心的武林广场被集中销毁，这被认为是温州的“耻辱之火”。80年代的温州鞋常被称为“晨昏鞋”，意思是只能穿一天就会坏，皮鞋脱胶、断底、裂面现象非常普遍。 “武林门事件”导致温州鞋业的信誉崩塌，也深深刺痛了温州人的心。1994年，温州提出实施“质量立市”战略，从打假治劣、名牌兴业、信用温州、品牌强市分阶段推进。 1999年8月8日，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回到武林广场，把仿冒该公司的2万只鞋盒与2000多双鞋点燃，号称点燃“雪耻之火”。 2002年，温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将当年8月8日杭州武林门火烧温州劣质皮鞋的日子定为“温州诚信日”。 2007年，为纪念“温州诚信日”实施五周年，温州人又在武林广场的“诚信之鼎”中点燃“诚信之火”，宣示温商诚信经商的决心。 也正因为烧过这几把火，后来的温州商人群体才会对“江南皮革厂倒闭”音频的爆红感到愤怒，认为这诋毁了其他温州皮革厂的名誉，并决定为自己“正名”。公开报道显示， 2013年10月中旬开始，数百名四川温商在四川温州商会的支持下集体维权，收集证据并向当地工商、城管、公安等部门举报，要求打击以“黄鹤录音”诋毁温商方式叫卖商品的行为。 对此，相关地区政府部门进行了多次联合执法，并查获多名用“黄鹤录音”叫卖的商贩。经工商部门摸排查证，这些摊贩与“黄鹤”毫无关系，录音只是推销手段，所售皮具也非温州产品，均为从当地进货商批发的“三无”产品。因销售“三无”产品、虚假宣传，相关商贩先后被执法机关给予了行政处罚。 2016年，《江南皮革厂倒闭了》MV的作者也在新浪微博上发表个人声明：“经查证，本人去年5月制作的《江南皮革厂X gentleman》的恶搞视频内容不实，对温州的其他皮革厂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现已删除视频，也请大家不要继续传播，在这里向被影响的温州一系列皮革厂致歉。” 江南皮革厂的事情迎来结局，小编认为也为企业经营者敲响警钟，企业经营要以诚信经营为本，但也要紧跟时代发展作出相应调整，提高企业竞争力。 延伸阅读：快递老板欠薪跑路 现实版"黄鹤"坑员工10多万血汗钱! 日前，据媒体报道，某快递网点的老板“跑路”，欠下了员工10多万元的薪酬。因遭遇欠薪，该网点快递员暂扣下1000多件快递，导致很多市民无法及时拿到快件。 快递员被欠薪当然不爽，但拒绝发货、甚至压件这种做法却有待商榷。面对劳动权益受到侵犯，应该如何正确维护自身权益？你还会坚守那条职业底线吗？ 快递网点老板欠薪跑路 竟欠员工薪水十多万元员工扣1000多件快递 据媒体报道，家住浦东新区合庆镇勤益村的祝女士，端午节前在网上买了一件衣服，然而，等了好几天，快件却一直没有送达。祝女士找到该网点，打算自取快件，却被网点工作人员拒之门外，除了祝女士，勤益村许多居民都上门要求自找快件，却都被看守包裹的工作人员一一拒绝。 据了解，该网点老板“跑路”时，还欠着员工十几万元的工资没发。快递员表示，需要总部给出合理的说法后，才能处理积压的快件。 对于快递员的做法，不少市民表示同情，葛小姐认为，“快递员应该属于弱势群体，快递公司欠薪，快递员扣着快件不发的做法肯定不对，但也实属无奈，也许只有用这种笨拙的方法，感觉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吧！” 葛小姐的观点并非少数，对于快递员的遭遇，不少读者都表示同情。某大型国企员工小李说，快递员、建筑工人都属于体力劳动者，自身缺乏法律意识，面对欠薪这类严重侵害自身权益的行为，往往缺乏有效手段来解决，“但是，老板欠薪是老板的问题，快递员因欠薪压件就是快递员职业操守的问题了。” 同情之余，对于快递员的压件行为，仍有不少职工认为做法过激，尽管快递员权益受侵犯，但也不能以侵害第三方利益为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工会干部姜小姐认为，职工的劳动权益和职业底线不应该成为因果关系。有些时候，当职工劳动权益不能受到保护时，会采取一些极端手段比如扣下快件、损坏单位财物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其实职工也知道，这种行为是不对的，但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在缺乏法律意识的情况下，期望通过侵害第三方权益的方式引起社会关注，从而达到讨薪目的。 “作为劳动者，以这种方式维权是不理性的，首先，在扣下快件时，已经触犯了法规；其次，这种突破职业底线的做法不仅损害到客户利益，而且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破坏的是整个行业的生存环境及诚信度，对职工长远发展来说是不利的。”她认为，从另一方面来看，此类现象的发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社会在劳动者普法宣传以及法律援助方面尚有待进一步完善。 某医院骨科副主任李海丰也持相同观点，“其实，对于这些快递员我是挺同情的，他们工作辛苦、劳动量大，摊上欠薪这种事，肯定很生气。但是他们应该通过合法渠道比如寻求法律援助或者通过网络呼吁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突破职业底线甚至采取违法手段来解决。”李海丰说，作为医务工作者，他们也会碰到病人拖欠医药费偷偷“逃跑”的现象，尽管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但始终要以救死扶伤为底线，不能把病人丢下不管，“比如心血管科就曾有一位重病患者，家属无力承担医药费而选择‘消失’，面对这一情况，医院一方面坚持给病人治疗，另一方面通过呼吁社会力量募集资金等方式帮助患者渡过难关，最终妥善解决了这个问题。” 作为普通劳动者，工作中难免会遭遇侵权行为，当自身权益受到侵犯，应该如何正确应对？对此，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杨鹏飞认为，快递员的遭遇虽然值得同情，但也暴露出他们法律意识的淡薄，当自身权利受伤害时，他们采取的维权方式是错误的，“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行为侵害到第三方权益，已经触犯到相关法律法规了。”与此同时，他认为，快递员的这种行为即使帮助自己讨回欠薪，但从长远来看，已影响到行业诚信度，对行业整体形象造成不利影响。 杨鹏飞说，当劳动者遭遇欠薪、违法解雇等侵权行为时，其实有很多合法途径可以维权，比如寻求劳动监察部门的帮助，或者申请法院对欠薪企业资产进行保全，也可以向工会组织求助，申请欠薪保障基金等，“为了自身利益突破职业底线，最终伤到的可能还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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